山崎雅弘在其新书《战争を甘く见る空气》中提到的观点让我印象深刻，尤其是书中隐约提到的一句：“真正艰难的不是如何打响战争，而是如何体面地结束它。”在日本战败81周年的纪念仪式上，这一点尤为显著。高市所作的演讲中，关于“反省”和“教训”这两个词都被有意省略了。这并不是我的个人解读，日经和每日新闻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——石破茂在去年时隔13年引入了“反省”，而高市却在一年内将其删除。她选择了“绝不能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”这一表述，运用了使役被动的句式，暗示日本在那场战争中并非主动出击，而是被迫卷入。早在1995年，高市就在国会上表示她这一代人無需反省，因为那场战争是“为了日本的生存与自卫”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她的观点没有丝毫改变，这让人感到冷酷——她年轻时的历史观伴随着她走到了权力的巅峰。

有趣的是，同样是高市，在8月15日的活动中，她故意没有参拜靖国神社。根据时事通信的报道，她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与韩国关系的改善、11月中国主办APEC不希望冲突、以及日美韩三国合作需要保持一致。而高市在担任阁员时年年都去参拜，去年和今年春秋的祭典都因其首相身份而临时决定放弃，仅仅送上了玉串料。这一细节反映出高市对中日关系潜在风险的深刻理解，她内心明白与中国的冲突所要付出的代价。然而，她在白皮书中却仍将中国称为“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”，这一切不过是赌注：她赌中国不敢采取激烈的行动、赌美国会支持日本、也赌国内选票会因为一味强硬而上升。这种冒险性的考虑，正如山崎书中所指出的，和1937年近卫内阁挑起卢沟桥事变时的心态如出一辙。

我认为，目前的日本正沿着一条“外交上显得谦卑、军事上暗中增强”的双面策略行进，这比单纯的鹰派更加危险。8月4日，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中呈交的2026版《防卫白皮书》首次专门增设了“新型作战方式”的章节，明确列出中国航母在太平洋活动的频次——“辽宁”号在今年5月底前出入达13次，“山东”号9次，去年首次实现双航母同时出动——用这些数据为扩军提供合规的依据。但我们应该注意的并不仅是白皮书的内容，更重要的是其遗漏的部分：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年首次公开的“25式高速滑翔弹”，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战斗机GCAP签署了GIGO和Edgewing的两份重大合同，结合防卫装备转移的限制已被拆除，这一系列的变化已彻底将日本从“专守防卫”的框架中解放出来。

解放军报在8月中旬的评论用词恰当：“从战后宣称的‘和平国家’向‘军事国家’的实质性转变。”国防部发言人陈曦大校在6月16日更是直言不讳，日本正在变成亚太地区的“火药桶”。对此，我有一些看法。有些人或许觉得这种表述过于严厉，其实并非如此。“专守防卫”的核心在于只在遭到攻击后进行反击，而高速滑翔弹的定位显然属于先发制人。这一国家如同日本花费巨资生产能够打击邻国腹地的武器，却依然强调自己是防御姿态，这一逻辑甚至连日本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也无法接受。

当今日本的舆论环境虽在形式上与历史有别，但其内核却大同小异：部分政客利用“中国威胁论”来制造公众焦虑，部分媒体只是被动转述而缺乏深入追问，剩下的民众则选择麻木或被动配合。山崎在7月22日的《AERA》访谈中指出了这一差别——“新闻业”（journalism）和“传媒”（media）并非同一回事，前者追求对权力的质疑，而后者仅负责信息的传递。近几年，日本前者日渐稀薄，后者却愈加丰厚，这一动向与1937年前后的报纸状况如出一辙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游客的数量骤减，日本观光厅的数据也显示，来自大陆的游客比例持续走低。而真正影响深远的举措将在2026年1月6日——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，自即日起对日本的军事最终用户及其军事用途实施全面禁运，七种稀土元素均在禁运之列。6月29日，商务部再次将多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，包括三菱电机、川崎重工及其下属多家子公司，还有防卫省下属的防卫研究所和装备研究所。按照日经自己的估算，受影响的领域可高达10万亿日元规模。
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形容这种情况为“新型军国主义妄动”，这个字眼的分量不言而喻。稀土禁运为何如此触及要害？因为日本在汽车、精密电机、机器人、医疗器械等行业对稀土永磁体的需求极其依赖，而永磁体又离不开重稀土。这些稀土的全球生产中，中国占据了超过90%的份额，而日本手中的战略储备根本无法支撑超过半年之久。日经曾报道过，在2025年4月中方对七种稀土加强管控后，日本进口的稀土磁体在5月降至25.7吨，创下多年低点。此次针对军事用户的精准打击，加之6月的实体清单，等于对日本国防产业链施加了重压。这既不是彻底撕破脸，也是有节制的施压，然而日本国内仍有部分人对此视而不见。